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祠堂街忆旧
  • 成都的祠堂街,在清代叫“喇嘛胡同”,亦名“蒙古胡同”,原为满城的一条东西通道。据传,清康熙五十七年(公元1718年),满城的八旗官兵在此为年羹尧建生祠,祠堂街因此得名。祠堂街东起东城根南街,与半边桥北街、西御街相接,西抵小南街北口,全长500余米。中国论文网 https://www.xzbu.com/5/view-1850685.htm 我曾生活在祠堂街,对这里有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可以回味的故事。 
     
    祠堂街的餐馆 
     
    祠堂街的餐馆最有名的当数“努力餐”了。其现址在金河路东口,大门上方的金字招牌系开国上将张爱萍书法。餐馆前立有一石碑,上书“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”。 
    “努力餐”旧址并不在金河路口。1929年5月,中共四川省军委负责人车耀先在成都三桥南街(今人民南路)创办努力餐餐馆,1933年迁至祠堂街137号。当时,人们并不知道努力餐餐馆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。 
    关于“努力餐”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。一说是取自孙中山先生遗言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的末尾二字;另一说是缘于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诗句“弃捐勿复道,努力加餐饭”。 
    20世纪50年代,我就读于蜀华街中学,每天都要从位于祠堂街的“努力餐”门前经过,那是一家一楼一底的三开间饭馆。饭馆背靠金河(人民公园段),坐南朝北,店堂并不宽敞,远不及今天金河路口新址那么富丽堂皇,但名气却很大。 
    与成都其他餐馆相比,“努力餐”最大的特点是常年供应大众碗饭、大众蒸饺一类的快餐。快餐中有一种用肉颗、鲜豆、嫩笋掺入大米蒸的“革命饭”,售价仅为两碗小面钱,吃一碗就饱了。餐馆里的蒸饺个儿大馅儿多,价廉物美。食客多为拉黄包车下苦力的城市贫民和穷苦学生。“努力餐”的店堂墙壁上挂着一副对联:“要解决吃饭问题,努力,努力!论实行三民主义,庶几,庶几!”其寓意深远。墙上还有其他有趣的格言,如“若我的菜不好,请君对我说;若我的菜好,请君向君的朋友说”。寥寥数语,足见饭店的诚信。 
    那时,“努力餐”的看家菜“海味红烧什锦”誉满锦城。这道菜选用公鸡、鸭肉,猪舌、肚、心、腰,猪后腿肉,以及海参、鱿鱼、香菌、玉兰片、白果、板栗、胡桃仁,加料酒、冰糖烧制而成。一份海味红烧什锦用12寸大盘盛装,足够4人享用,食客吃了一次还想吃下次。 
    抗日战争时期,成都文艺界经常在“努力餐”聚会。1938年10月21日,中共中央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代表林伯渠、吴玉章等同志路过成都,成都文化教育界人士在“努力餐”举办招待会,林伯渠、吴玉章等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,并与在成都的党员干部见面。 
    到了20世纪80年代,因城市改造,“努力餐”迁到新址。如今,许多老人仍然喜欢到此聚餐,追寻昨天故事的同时,感受故事背后的那种人文关怀。 
    车耀先在开“努力餐”饭馆前,还在成都开了另外两家饮食店:“新的面店”和“庶几饭店”。1928年春,“新的面店”出现在青羊宫花会上,后改在祠堂街牌坊巷口。面店采用机器制面,这在成都还属先例,这时经营的炖汤鸡丝面、三塔菌面、鳝鱼面、炖牛肉面等,味道鲜美,面条筋道。正如它的广告词所言:“……革命饭,努力餐;机器面,味道鲜……”“庶几饭店”开在少城公园(今人民公园)大门左侧,肉食、小菜都有,泡菜酸汤免费供应。 
    当时祠堂街还有一家叫“邱佛子”的饭店。“邱佛子”曾被誉为20世纪40年代成都风味小吃的“四朵金花”之一――另三朵是矮子斋抄手、粤香村和香风味。“邱佛子”由木匠邱某创办,主营豆花小菜饭。后来,邱木匠的儿子邱伯子承袭父业,推陈出新,增加了红烧肉、樱桃肉、鸡翅膀烧肉等菜品。这些菜都有个特点,上席时,在小锑锅里盛上已经烧制好的菜,在锑锅下面安置一盏菜油灯,微弱的灯火使上面锑锅里的菜保持一定温度,即使在寒冬腊月,顾客也可以细品慢尝。此外,“邱佛子”还卖小笼蒸肉、蒸排骨等,喜欢吃的人很多。遗憾的是,20世纪50年代后,“邱佛子”因后继无人,便没了踪影。 
     
    渐渐消失的布店 
     
    现在,成都大街上几乎看不见布店了,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时装店。西装、休闲装、牛仔装……各种款式应有尽有,人们尽可随心所欲地张扬个性,即买即穿,非常方便。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,普通市民穿衣服一般都是自己买布料到裁缝店做衣服。因此,大街上有许多专门卖布的商店,百货大楼、人民商场等综合性大商场也设有布匹销售专柜。 
    在今天祠堂街的“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”处,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家我非常熟悉的布店。它的开间很大,在街的东口,正好与热闹的四川电影院隔街相望。在蜀都大道、少城路建成之前,祠堂街是一条十分繁华的大街,虽然口岸不错,可布店的生意却不太好。那时买布得凭布票,由于布票紧缺,到布店看的人多,买的人少。布店离我家很近,我是里面的常客,经常去关注最近又来了什么新花色,添了哪些新品种。尽管买不起,却能一饱眼福。 
    店里营业员卖布,人手一把木尺,顾客买布,都用它量尺寸。一般量完都会多给顾客一寸左右,这算不上什么优惠,好像类似今天的“潜规则”。遇到闹得凶的顾客,一口一句“再多量点嘛”。如果营业员心情好,手指轻轻一松,又多量1寸,顾客这才满意地笑了。 
    每匹布卖到最后,都会余下一两尺“节节布”。布店便搞一点免票“促销活动”,如2尺6寸的节节布,只收两尺布票。当年,我在祠堂街这家布店就买过一次1尺8寸长的节节布,用1尺做游泳裤,余下的拿来补旧衣裳。这些节节布,见证了当时人们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生活。 
    过去的布店常有“驻店裁缝”,为刚买好布的顾客就地裁剪、量身定做。驻祠堂街布店的裁缝是一位稍胖的年轻师傅,姓谌,中等个子。他面带微笑,待人和气。更重要的是他手艺好,经他量身定做的衣服、裤子穿起来很合身,找他的顾客总是络绎不绝。顾客准备做衣服打裤子,要扯几尺布,都会先问谌师傅。谌师傅只消抬眼一看顾客的高矮胖瘦,立马就报出尺寸,绝不让顾客多掏钱造成浪费,今天医院、商店里欺骗宰客现象,当时可以说闻所未闻。 
    改革开放后,买布做衣的传统被成衣所取代,祠堂街这家布店渐渐销声匿迹,谌师傅也不知去了哪里。 
     
    翰墨飘香的文化街 
     
    旧时,能被“老成都”称为“文化街”的大体有木刻书肆学道街,古旧书肆西玉龙街,云集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世界书局的春熙路。但这3条街就其知名度和影响力都不及翰墨飘香的文化一条街――祠堂街。 
    据史料记载,民国时期,祠堂街仅私营书店就达81家,当年有名的开明书店、大东书局、正中书局、青莪书店、普益书社都开在这里。这条街的书店几乎都是开架售书,读者可以随便取书翻阅,也可慢慢抄写,店家都很欢迎。那时,像《西行漫记》、《论持久战》、《彷徨》、《呐喊》、《大众哲学》、《苏联见闻录》、《闻一多全集》一类的红色书籍,在这里都能买到。在原祠堂街138号,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创办的“启明书店”还曾主售过上海出版的新小说。 
    民国17年(1928年)底,车耀先与友人创办“我们的书店”,给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提供了许多进步书刊。巴金侄儿李致当年还是一个10多岁的穷学生,经常去位于四川电影院对门的联营书店。书店给他留过一本《辩证唯物论辞典》,令他十分感动。 
    那时,中国共产党的《新华日报》成都分馆就在祠堂街103号(今天的祠堂街38号),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曾下榻于此。这里还是《大声社》、《群力社》、《星艺社》、《战时学生周刊》等社团的发行地。 
    新中国成立初期,因联营、公私合营或无力经营等多种因素,祠堂街的书店数量不断减少,但总量依旧雄居全市文化街之首。再后来,就是新华书店一统天下。新华书店的少年儿童读物门市部开在祠堂街12号,主要发售学龄前儿童读物、小学生读物,以及连环画、图片等。在这里,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吴运铎写的《把一切献给党》,还翻看过连环画《三毛流浪记》、《半夜鸡叫》等。至今,我仍清楚地记得“大跃进”期间,这里出售的小学一年级课本上有一段话:“爷爷六岁去放羊,爸爸六岁去逃荒。今年我也六岁了,公社送我上学堂。”此外,书店里的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的画像是常年必备,从不断货。 
    其实,祠堂街不仅因为书店林立而名噪一时,它成为翰墨飘香的文化街还在于有四川电影院、四川美术协会、四川美术社、成都美术社、成都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杂陈其间,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。 
    1943年9月,徐悲鸿先生来蓉举办个人画展,目睹了国画家张采芹先生为接纳艺术界同人,筹建四川美术协会,以及帮助来川画家举办展览付出的艰辛,深感其情,主动为采芹先生画了幅全身素描像。作品弥足珍贵,现刻石于原四川美术协会旧址,到此参观者络绎不绝。 
    新中国成立不久,在人民公园美术组的基础上,祠堂街又新成立了“成都美术社”。之后,新成都照相馆和青年照相馆相继并入。1958年,成都美术社国画组成立,在伍瘦梅、冯灌父、朱佩君等老一辈画家的参与下,艺术创作和艺术交流活动得以蓬勃开展,以经营名人字画、文房四宝、裱制书画为主的国画门市部也隆重开业。1979年,成都美术社承接了5块路牌广告,制作好后耸立在人民南路,更是开创了改革开放初成都广告的先河。那时,对年轻人来说,最具吸引力的还是人民公园对面的“成都美术社摄影服务部”。这家摄影服务部独家推出一寸头像特写照,很讲究头部的摆姿,发型光、背景光的艺术运用。拍摄出来的头像很大很美,人物的精气神和特征被展示出来。我有许多朋友都慕名来此拍过照,并将其留影视为珍品,或送亲友,或赠佳人。 
    成都市图书馆最早在人民公园内,1954年才迁至祠堂街。那时的市图书馆并不大,仅有普通阅览室1间,座位120余个,同现在藏书170万册的文翁路新馆相比,显得有些寒碜,但对当时穿城只有九里三的成都来说,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民的求知欲了。 
    那时去图书馆,守门的工作人员会给读者发一块铜牌。铜牌如银元般大小,黄澄澄、沉甸甸的,闪闪发光,依稀记得上面镌刻有“成都市图书馆”一类的字样和编码。借书时,除了要递上填有书名和编码的字条外,还得交铜牌。阅毕还书,工作人员便把铜牌退还给读者。出馆时读者须将铜牌还给守门的工作人员。 
    图书馆与人民公园紧紧相连,西面就是公园的荷塘。盛夏时节,荷塘被亭亭荷叶覆盖,红艳耀目的荷花迎风弄姿。此刻,捧一本书,坐在石凳上,嗅着不时飘来的荷花清香,十分惬意。 
    进入20世纪80年代,随着城市不断发展,原本500多米长的祠堂街大半并入了1984年新建成的少城路。今天的祠堂街仅存有200余米长。为了让人民公园透绿,街道南侧所有商铺、房屋全被拆光,祠堂街也就少了往日的繁华。前些日子,我从原新华书店少儿读物门市部旧址经过,见铺门敞开,不禁驻足往里探望,里面没有任何图书。突然,一位大姐冲我大声喊道:“大爷,请到里面泡个脚嘛!”我这才回过神来,原来这里已变成了一家草药养生堂。我心里泛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。 
    祠堂街不见了过去的繁华,只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。